事务主义是古今中外政治事业的通病顽症。明清时顾炎武批判过“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的弊病。抗战时期，作家张天翼以讽刺小说的形式，塑造了一位四处叫忙的华威先生：他天天忙着开会与讲话、吃请与请吃，“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1976年法国政治家佩雷菲特在《官僚主义的弊害》一书中列举了充斥政治系统的“法兰西病”，用记录、报告、研究、报表、鉴定总结造成全面掌握情况的假象，只统计数字而放弃活生生的现实，不该做的事尽量做，该做的事偏不做。

我们党对事务主义的批评警觉是一贯和自觉的。1950年7月，时任中央纪委书记朱德在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注意“不关心群众痛苦，不爱护国家财产，工作有布置无检查，成为在公文上兜圈子的文牍主义、事务主义”等官僚主义作风。

1960年3月山东历城县委报告中说，基层仍然存在“五多五少”的问题：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对此毛泽东专门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表示“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

1963年5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详细列举了官僚主义的20种表现，其中第三种就是“无头脑的、迷失方向的、事务主义的官僚主义”“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周恩来指出“如果是个普通干部，忙忙碌碌、有时方向不大清楚，那还可以谅解。如果是个领导干部，怎么容许他是个事务主义者呢？”

同一般的腐败和作风问题相比，事务主义不属于腹心之患，但却很难根除，极易复发，久而久之会消磨人的意志、降低工作效率，导致动机和效果产生分离，陷入南辕北辙、越忙越乱的困难境地，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损失。对事务主义问题，一方面要辨证施治、对症下药，另一方面要综合施治、纠树并举，自上而下树立正确导向。

对缺乏方向产生的事务主义，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提高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政治水平。习近平总书记讲过一个故事：红军过草地的时候，伙夫同志一起床，不问今天有没有米煮饭，却先问向南走还是向北走。在红军队伍里，即便是一名炊事员，也懂得方向问题比吃什么更重要。没有正确的方向，只是一味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就会陷入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在方向问题上出现偏离，甚至犯颠覆性错误。党对干部的要求是全方位的，也是一致的，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自觉改造主观世界，不能以任何理由放松学习。

对作秀表演性质的事务主义，要用党的纪律、规矩进行严肃批评，引导干部做到“三严三实”。有的事务主义是做给人看的，图勤奋之名，无尺寸之功，用战术上的忙掩盖庸懒散奢。对此要借鉴东汉荀悦的四“不”——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树立正确导向，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引导干部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把说和做一致起来，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一致起来，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把功夫下到求实效上。

对脱离群众陷于案牍的事务主义，要加大直接联系群众力度，打破横亘在干群间的“事务壁垒”。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原纪委书记李夏生前参与长安镇危房改造验收时，每到一户便搬来一把梯子爬上房顶，有人笑他比验收自家新房看得都细，他说“咱们量的可都是老百姓实打实的利益。”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历史是群众自己创造的，任何工作都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评判检验。要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联系群众，增强群众观念、培养群众感情、提高群众工作本领，在为人民办实事中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对机械劳动的事务主义，要强化爱岗敬业，鼓励干部钻研业务，提高效率。北京市百货大楼特级售货员、全国劳动模范张秉贵说：“站柜台的学问不像攻克哥德巴赫猜想那么高深，也不像发射火箭那样动人心魄，但它同样有科学。”他在平凡工作岗位上总结出“快速售货法”和“一抓准”“一口清”的绝技，写成4万字的《张秉贵柜台服务艺术》，被誉为“燕京第九景”。党员干部承担的一切工作，既是政治工作也是业务工作，同样需要工匠精神，把简单劳动变成复杂劳动，冷板凳坐成热板凳，在螺蛳壳里做出道场，成为善于总结经验规律、提高干事创业效率的行家里手。